□受访嘉宾:张伟 采访人:李普曼

 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,从事近代文献整理与研究逾三十年,相继主持上海年华”“民国电影”“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等多个学术项目,耕耘于图像文献和城市文化史等领域。他出版有多部著作:《满纸烟岚》《都市·电影·传媒——民国电影笔记》《遥望土山湾——追寻消逝的文脉》《西风东渐——晚清民初上海艺文界》《风起青萍——近代中国都市文化圈》《晚清都市的风情画卷——上海小校场年画从崛起到式微》《近代日记书信丛考》《晚清上海生活史》等约20种;并主编《历史记录:中国与世博(1851—1940)》《中国近现代话剧图志》《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》(上下册)、《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目书志》《中国木版年画集成——上海小校场卷》《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》(167卷)、《笔墨长城——宣传画里的中国抗战》(3卷本)、《上海图书馆藏赴闻集成》(90卷)等图文书籍多种。

他在近现代年画(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发掘者、命名者)、中西文化交流(上海土山湾研究)、近现代电影史研究以及近代城市史文化史等方向,都取得了不少成绩。今年8月,张伟主编近代报刊文献辑录丛书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先期推出《旧时书事》《旧时书肆》和《名家书单》三本。同时,他还有《海派文献丛录》丛书民国影院系列(一套三本)和《海上花开——月份牌历史与艺术》三套新书与广大读者见面。

除却研究,张伟还是沪上藏书界的风云人物。除书刊收藏之外,他的电影戏剧文献和美术文献,以及尺牍和摄影文献的收藏,也别有一番天地。

近日,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。

 

    与公藏互补,重视文献价值

藏书报:您是一位近代文献研究者,但少有人知道您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位收藏家,您的收藏与研究有怎样的特点?

张 伟:我研究的一些领域,涉及到的不少东西很难在外面看到。尤其最近十余年来图书馆管理也越来越严,不让随便看书了,要看也只能看扫描件。我们都知道,书刊或者说纸质类的文献,亲手触摸和只是看影印版、扫描件,感觉会很不一样。因此,我就考虑要有自己的收藏体系。

事实上,我从四五十年前就开始收藏,小学二年级我就开始集邮,以后就更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投入。虽然外界很少有人知道我也收藏,但圈内的一些人都知道我不但收藏,而且涉及的方面还比较多,比如晚清民国书刊、手札书信、年画、月份牌、土山湾文献、电影戏剧文献、历史照片、明信片,等等,都有一些。

我从事图书馆工作时间比较久,从工作到退休就没换过岗位,在一个地方没有挪过窝,算起来有近40年时间了。我所在的单位上海图书馆,是非常有特色的馆藏机构,在海内外都非常有名,可以这么说,有关近代中文文献的收藏,它是全世界最顶级的。所以我进来以后自然舍不得走,本来自己就喜欢书,现在能够近距离接触这么多珍贵文献,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,这里对读书人来说,简直就是一座宝库。

我的收藏研究和学院派可能不太一样。所谓学院派是指在科研机构、研究院所、大专院校里工作的研究型人员,他们的工作以研究和讲课为主,考核主要看论文论著。这和我们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档案馆系统的研究人员不一样。我们没有严格的论文论著要求,我们图博系统的工作,强调实证研究,而不是像学院派重视的是理论研究,比较讲究框架理论体系等方面。图博系统、文档系统比较注重的是实证研究,就是说要看材料说话,必须要有所本,而不完全是理论性的形而上的阐述;更重要的是要熟悉馆藏,知晓来源,能够结合馆藏来完成研究任务。所以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。而我个人的收藏,则比较注意和公藏的互补,一般公共图书馆不太注意的领域,我会特别关注;另外,我不是为收藏而收藏,我会特别重视藏品的文献价值,以及藏品的系统性,我的很多藏品,就是为写作研究而购入的,日积月累,自然蔚为大观。

整理出版,将学术积累回馈社会

藏书报:近代报刊文献辑录丛书是怎样策划出来的?

张伟:这套丛书当时定的名字叫晚清民国报刊文献辑录,最后按照出版社的意见,将晚清民国换成了近代,定名为近代报刊文献辑录,意思是一样的。

近代报刊文献辑录丛书的编纂出版与我40年前所处的环境和经历是有关的。我年轻时曾在徐家汇藏书楼工作,当时我的家就在徐家汇附近,骑自行车也就5分钟左右,来往非常方便,所以当时一下子就全身心沉浸在书海里面。我在藏书楼待了16年,还记得那时候逢年过节我们要值班,大年三十全家团聚要吃年夜饭,大家都不乐意值这个班,我就整整值了10年,主要是想乘值班的机会多看书,因为藏书楼的书是不能带出来的。在书架上看书和你借了卡片借出书来看,完全是两码事情,只要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明白,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读书体验。

经过这样的16年经历,当时在藏书楼的那些东西,我不用看检索卡片就可以去拿到书,可以说熟悉到这个地步。换句话说,杂志部分,几乎人文科学领域的杂志,我基本全部翻过一遍,重要的我都记了笔记。报纸因为量实在太多,所以文艺副刊这类,重要的我也都看过的。也就是说这些珍贵的文献,我也都算是摸过一遍,而且还记了笔记卡片,我当年甚至还卖了专门的卡片箱,就像图书馆的卡片箱一样。

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时候,我很少写文章,主要就是阅读,就像海绵吸水的过程一样,后来写文章才比较多了,那大概是从1985年开始吧。我记得最多的时候,每天晚上都写,发表率也高,最多的时候一年发表了七八十篇。那时年轻,但积累比较多,所以写得也比较轻松,比较多。我当时就很注意图像的使用。1984年,我特地托人在国外买了一个照相机,是日本产的美能达,能微距拍摄,可以拍摄像邮票一样大小的图像,这在当时算是高级货,国内还造不出这样的东西。我当时花费重金购买这台照相机就是为了方便拍摄图片。我的很多文章里面都配有插图,这是一个很大的特色。虽然那时候是黑白的图片,纸张印刷也不像现在这么好,但这个始终是我的一个风格,是我长期以来坚持的特色。

经过了这样一个写作的过程,也就是说积累了很多写作体验之后,我就想着怎么样要把这些珍贵的东西回馈给社会,让大家来享受。因为毕竟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机会看书。

徐家汇藏书楼主要的收藏就是晚清民国的中文报刊,其中报纸收藏有3700多种,期刊收藏则有1.8万余种,都占到了全部实际品种的三分之一,这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;而我的工作就是与这些报刊打交道:整理、编目、做研究,天天浸淫其中。也许可以说,在学界中,我可能是阅读这些旧报刊最多的人之一了。

作为一个喜好近代文史的年轻人来说,这份工作之美好让人无法形容,我曾多次在采访中说过这样一句话:老鼠掉进米缸里。这大概可以代表我当时的心境吧。我深知机会难得,故抓紧一切机会苦读并勤做笔记,甚至因此舍弃了一直伴随我的琴棋书画爱好。以后我写的一些论文和著作,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藏书楼收藏的这些报刊。

我在阅读这些报刊中发现了大量精彩文章,有的还是长篇连载,经查阅当时已出版的相关文献,可以发现,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没有出版过单行本,甚至很多专门研究近现代文学史的学者都不知晓。当时我就萌生了想法,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精彩篇章重见天日,让更多的人读到它们。日后出版并大受欢迎的叶灵凤的书话集《书淫艳异录》,就是我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份小报上发现后将几十万字辛勤抄录下来,并拿去请施蛰存先生过目确认后才正式出版的。

 读书人爱书天经地义,进而也爱读写淘书、买书、读书的美文,爱读那些描述书肆书铺以至地摊野店的篇章,希望借此向前辈致敬,并得以从中摩挲旧书,享受乐趣,学到经验。现代以降,阿英、唐弢是学界公认的写书话较早也较多的前辈,以后黄裳、姜德明、倪墨炎、胡从经等名家辈出,美文不断,在读书界掀起了一股书话潮流,蔓延至今。现在,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接受我的选题设想,共同打造出版近代报刊文献辑录丛书,第一批推出《旧时书事》《旧时书肆》和《名家书单》这三本,让我的多年梦想得以成真,这是一件让人十分欣慰的好事。这三本书的最大特色,就是文章完全选自晚清民国的众多报章杂志,和以往坊间同类出版物文章多选自作家文集不同,故作者人数更多,地域性更广,所选文章更丰富、更新鲜,书话集本身也更有代表性。这三本书的主要编选者是我的学生孙莺,她年轻勤奋, 热爱近代文化研究,并擅长文献整理,业余时间主要都扑在整理研究上,成果丰硕。

藏书报:您所出版的图书,一向不艰深,似乎并不特别注重学术性, 当然它有很多的学术积累在里面,线索挖掘构成串联在里面,很易于被人所接受,能够有兴趣通过您的书更深入地去打开一扇窗,更深入地去研究。

张 伟:你概括得很到位。怎样平衡学术性和大众普及的关系?或者说我所考量的写作的标准是什么?首先,我写的东西必须能够服务专业人员,即从事专业研究的人会要看,而且看了以后从各自的角度认为有收获。也就是说我的书首先是给专业读者看的,我在整本书或者某个篇章布局中的一些具体的提法,一些具体的材料,无论是写的还是编的,我都希望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看了以后,认为这书对他们有帮助,有助于他们的研究,认为是有价值的。

另外一方面,我要考虑的就是, 对这个方向有兴趣的普通读者要读得下去。长篇论文虽然很有价值,但基本上人们不会去读。我要做到的就是:在自己写书的时候就要考虑,尽可能要让关心这个领域、关心这个话题的人有兴趣去阅读。所以我尽可能多地去配图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。现在是读图时代,很多人就是先要看看图,看看图注说明,有兴趣再去读文字,因为毕竟图片相对文字要直观得多,更容易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。

我配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, 就是不能像一般书籍配图,在文章全部写好以后弄几张氛围图凑凑热闹, 为图而图。我配的图是在写作的时候,甚至在写作之前,就已经想好了要用哪些,它们从内容上要紧紧配合文字,图片有时候甚至是文字的有机延伸。尤其碰到一些很难用文字说明的细节的东西,往往通过合适的图片就能够较理想地解决问题,能够起到展示事物原貌,加深文字理解的作用,真正做到左图右史,图文并茂。

当然,要做到这样并不容易,有时合适的图找不到,有时找到的图像素又太低,不够清晰。这也是激励我努力收藏的动力,实际上,我的书所使用的图片,很多来自我自己的收藏。我们一直追求丛书的独特品质,强调内容的文献价值和文字的可读性、文本的图像化,我们现在这样尽力,以后也会一直坚持。

这三本书里面有很多一手的资料,首次面世的文献。书出来以后我还比较欣慰,反响非常好,很多人在转发,然后就询问在哪里有卖,看来还比较受欢迎。我愿意负责任地说,喜欢书的人一定要看这个书,也肯定会喜欢这个书,这是一套读下去会感觉非常有味道的书。

原汁原味,好书永远有存在价值

藏书报:您怎样看待藏书与读书?

张 伟:书籍永远是我们的朋友, 不管人类进步到什么程度,书都将陪伴我们左右,慰藉我们的灵魂。只是有的时候它可能换成另外一种方式让我们去阅读它。对书的态度,我永远是热爱的,书是我们的朋友,我坚信书不可能消失,虽然它可能不会像以前这么独霸天下,或者只是唯一的选择,但是好书永远有它存在的价值。

对于这三本书,我愿意跟大家说,这是我们努力学习、用心编撰出来的,只要看过的人就知道这是花费了很大精力的,不是任何一个愿意干的人就能够干得成的。书中的内容是原汁原味的,大家在读的时候一定能够感觉到它沉甸甸的分量。我想,这三本书推出来以后会对得起购买它们的读者,也相信会有相当多的读书人会喜欢这套书。无论是放在自己的书架上,或者是在出门旅游的时候,都能够随时打开翻阅。它不是长篇大论,而是由众多美文组成,非常好读。里面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内容,大家完全可以各取所需:一般读者可以看看那时人们淘书、读书的乐趣;研究者可以从里面看到很多反映大时代的东西。比如说名家书单。以前鲁迅并不赞成开书单,现在看来还是有很多人在开,这些人的书单开出来以后,我们可以去寻找里面的共同点,这就可能知道一个时代的阅读趋向。所以实际上,书里面有很多东西只要你愿意去思考,就可以看到比较有意义的内容。

我从事文献工作四十年,知道大量稀见文献珍藏在各大图书馆的书库里,寻常难以一见;也深知搜集整理这些文献并将之融汇于一书,对使用者来说是何等幸运,可以为此而减少不少麻烦,但对整理者而言,却是自挑重担,会增加很多工作量。而我也更知晓,将这些可能湮没在历史中的文献打捞出来,经过整理,重新出版,化一为百,是嘉惠后世的善举,何乐而不为?何况现在有不少领域的研究趋势并不理想,不少人就着原有的这么些材料翻来覆去地炒冷饭,这可以称为是一种干做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沉下心来,做好基础工作,在更多更丰富的材料的滋润下才可能有更大的突破。我主编这套近代报刊文献辑录就基于这个想法,并愿意和更多的读书人共享。